我眼中的氣候政治

這幾天剛回到臺灣，完成了一篇新的文章〈氣候變遷與非傳統安全治理：東南亞的經驗與挑戰〉（Climate Change and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Governance: Practices and Challenges in Southeast Asia），這篇文章說長不長，卻也不短，仍有一萬三千多個字。這篇文章主要以氣候變遷為題，進一步從非傳統安全與權力政治的角度探索隱藏在氣候變遷議題背後的「氣候政治」（climate politics）邏輯，並擬以東南亞區域為例，探討國際合作戰略與國家能力建構在東南亞的實踐。我希望在該文中分別提供東協的區域合作經驗與新加坡的水資源治理策略，試圖呈現亞洲國家在回應全球氣候變遷威脅時的主要作法與因應理路。

由於內容過長，我不打算在此多談，但我只想節錄最後的結語，嘗試就「如何超越氣候政治的困境？」的說法作一些反省。我這篇文章藉著探討東協的區域合作經驗與新加坡的水資源治理策略，初步呈現了小國與小國集團在回應全球氣候變遷威脅時的主要作法與策略。儘管東協國家到目前為止仍受制於氣候政治的權力邏輯，未能建構出公平、正義、有效的全球合作機制，但至少它們在參與氣候政治議程中所表達的在地訴求、合作努力與部份區域成就，提供了其他同型發展中國家得以參考的借鏡。

在聯合國氣候變遷會議中，或者在每一個攸關氣候變遷議題的大小會議裡，每一個國家或與會代表井然有序地在會場上陸續表達自己的立場，儘管言語上可能多有交鋒與激辯，但在會議結束後各方或多或少還是會盡可能地達成共識、簽署若干協議，儘管還是會有部份會議缺乏實質共識，但與會各方藉著在會議中的共事過程，還是有可能累積共同關注、試圖匯聚共同利益。這樣的場景看似呈現了人類社會欲藉著制度、規範、談判、協商、討論來展現文明與進步的想望，但這些行禮如儀的外交場合卻掩飾不了種種隱含在氣候變遷議題中的權力政治爭鬥。這些氣候政治的角力競逐，道出了人類社會對於浪費資源、無限制地開發、不在乎環境意識的慣性與自我寬恕，同時也揭露了人類社會缺乏自我規範能力與第三方仲裁者約束的政治現實。

當我們一再目睹由全球氣候變遷所引起的極端氣候不斷侵擾全球各地，無論是超級強權或者是太平洋海域上的某個與世無爭的島國，必然將無法再置身於事外。到了今日，人們甚至得習慣或學習與這些極端氣候共處，類似的消極結論不但無法令人滿意，更無法說服每一個曾經或正在致力於推動氣候變遷治理計畫的倡議者。其實，要因應各種由全球氣候變遷所造成的非傳統安全挑戰，真正的關鍵並不在於相關挑戰的形式為何，而是在於國際社會該如何掙脫氣候政治的枷鎖，如何超越隱藏在氣候政治中以強權、大國、富國為中心的不對稱權力結構。取而代之的應該是一套以人民為中心、以環境為關懷、以公平正義為訴求的新發展邏輯，它將仰賴我們對既有生活方式的重新思考、調整與革新實踐，而這不但需要人們無時無刻地自我參照與批判，更需要每一個國家的無私參與。很可惜地，我們距離如此願景，還有一段漫長的路要走。